郑永年：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

导读　侠客岛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一番对谈。这番谈话，从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因“乌龙”而火了一把的李光耀先生谈起，对新加坡带来的启示，以及习近平所推动的四个全面，强势反腐的意义，进行了一番剖析。

如何看待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我见过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确实是新加坡的国父，自从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的？北欧那些小国，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

我觉得，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从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加坡。

他对西方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们不是。我总结，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这个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治理新加坡时，他有太多方面要考虑。今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国从第三世界跳到了到第一世界，从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到了5.5万美元级别。

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新加坡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现在有年青一代批评他，但我觉得光看这个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

李光耀与中国

我想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后，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其实大家心里一直觉得应该学习，但是不太提的一个方面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如何构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也是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些年因为我两边都跑，感觉到中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当然很多官员都说，那么小个国家我怎么学？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大国小国都值得取经。国家大小不是问题，小国家反而不好治理，因为小国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所以不能犯错误，一定要科学决策。你看新加坡建国以后，从没犯过重大错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格外谨慎，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没有犯错误。

还有新加坡的政党开放性。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开放造成了自身的强大，他们真的敢于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开放，比如最近任命清华校长当环保部长，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们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从社会上录用的，不能光从官僚体系培养，那样太僵化。

如何看待习近平？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只有当你成功了，人家才会敬佩你。今天很多人到中国来，那是因为中国做成功了。如果你失败了，who cares？

我觉得强势和强硬，要看你做什么，中国领导人里，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但是人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家庭或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国家的，他们做事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可是你看现在，反腐败中揪出来多少小圈子和组织？甚至许多领导层的性质也在变，一些领导人慢慢就没有了大格局，做事只为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考虑，你看看周yk、令jh，以及军中一些大老虎，都是典型。

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面临关于国家发展的多重意见。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应该像李光耀那样，不care，为了国家前途，展现出政治人物的担当。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老百姓的尾巴。

所以现在，像习近平这种强势还是很需要的，这种强势就是一种大格局，意图将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到下一个阶段。十八大才过去三年，他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把顶层设计做了出来，下一步就是看要如何落实下去。

权力本身不是目的，权力是要附带着责任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我说，习近平是一个敢于负责任的人。

习近平见过李光耀，如果他能像李光耀一样，把权力的强势最终转化成制度，那将是值得敬佩的。去年的四中全会讲法治，就是这种思路。

我想对于习近平来说，所有这一切，重点都在于执行、执行、执行。

如何看待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你倒过来看就比较清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最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顺序。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后来发展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其实是中产阶级观念，因为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中间小两头大，中产阶级不够强大，但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你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如何的最佳标准。中产阶级比例大了，就意味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社会稳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他对1978年来访的邓小平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都是抓住“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韩国也是如此，中国搞建设也需要关键的少数人，搞不定的话，对整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应当从关键的少数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国，并以法治来推动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反腐与法治

我们需要去探讨，在一党执政下的法治体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司法体制要怎样独立，宪政体系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现在这样就行了，比西方还好；一个是这样根本走不通，必须要替换成西方那样。这是左右极端的分歧。但你要正视现实——香港过去是港英当局执政，连政党都没有，但是司法也搞起来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法治也发展起来了。

所谓rule of law，一个是立法，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由执政党控制的；一个是法律到位了以后，司法领域的问题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操作。

当下的反腐败，纵向来看，从中国历史来说，至少可以和朱元璋时代相比了。横向来看，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比如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也是大规模的反腐。虽然要经历短期的调整，但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十年你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如果最后从经济寡头转成了政治寡头，就会像以前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那样。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