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最大风险是没有重大改革

   发布时间:2014-03-27 来源:互联网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在“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分会场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发言实录:

首先感谢主办者的邀请,今天我想就改革的风险来谈几点我自己的看法,我们刚才几位无论是吴老、周教授、卢奇教授、拜尔先生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其实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更涉及到其他层面的问题。我想今天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中国改革的最大的风险我想还是不改革,还是没有重大的改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我们能举的都是因为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是需要改革来进行克服的。现在三中全会以后,几百条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大家都在附议过程,但如果去了地方、去了企业、去了社会,大家对这个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地方去看和关心中国改革执行的问题。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是执行。我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的风险还是会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基于自己实际的观察。

这里面有几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权力集中于改革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因为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就会动不不了既得利益。但以前80、90年代的改革都是分权进行的,集权了改革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我就等着,从一个分权的改革转向一个集权式的改革,我想这里面至少有一个成本需要领导人来做调整。李克强总理说对大部分的官员权力还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大家调整的。

第二个矛盾是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反腐败特别需要,因为中国腐败很严重,腐败严重了以后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了,再好的改革也没用,现在政府推出的很多的改革方案挺好,但因为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就觉得很麻烦。现在反腐败,因为改革需要有人干活和做事情的,反腐败我发觉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担心静观其变,他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被拎起来,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改革是要涉及到周边很多人的利益的,你要改革很多人就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觉得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已经开始在做了,搞负面清单,领导干部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可是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规定了,主要省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省长,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我是觉得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干活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占了那么多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我是觉得大家要考虑的,改革需要由人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我们要变一下,我是蛮担心的。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中央政府当然自己也是一个技术的主体,中央层面的很多的地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还是社会。现在我们讲改革要宣传和宣讲,但我看中国改革的历史上,要通过宣讲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中国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地方选举和民主,村民自治,90年代国企民营化都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就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等改革的主体和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改革跟社会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改革有几百条,可是中国社会的耐心已经越来越没有了,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社会现在很难有耐心。以前的分权式的改革,不知道谁在负责任,现在集权式的改革大家知道谁要负责任。如果两三年中国改革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会比较压力大,现在改革的国际环境并不好,各个地方都在激进化。所以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找到突破口,没有一个人都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突破口当然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的改革,我想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就越不稳定。所以我觉得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来源: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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